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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初步研究揭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家庭教育行为存在阶层差异，富裕阶层试图通过额外的教育支出，为子女获得竞争性的教育，这种努力与政府均衡化的努力方向存在矛盾。第二，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城市的产业定位不同，公共服务的水平不同，财政能力不同，都会使得城市在接受农民工子女人学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差异既可以反映在城市的接纳制度上，也可以反映在城市市民的心理中。
面对复杂的社会转型带来的教育问题，指望出台几个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教育政策的定位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教育政策要摆脱经验式的“问题一对策”套路，依托强大的政策分析作为基础，将信息和分析向社会公布。政策分析不仅是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需要发挥培育官智和民智的作用。在经历了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政府和知识界需要努力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财富的增长相匹配。将教育收费是否“贵”、“乱”的信息和相应的分析公告民众，就是在引导民众从教育收费的情绪中摆脱出来，理性地思考家庭教育支出行为信息背后的政策含义究竟是什么，把家庭教育行为的阶层分化当作广泛的社会政策的基本背景来思考，而不是希望公共政策的制订就可以一厢情愿地安排一切，可以消灭这样的矛盾。
同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促进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政治文明的要求，更是将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投资组合进行整体优化，实现持续高经济增长率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减少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成本，不仅需要基于“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去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还需要不断发布相关信息，客观地分析不同城市在承载力方面的差异，分析劳动力流动的教育成本，真正发挥为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做好信息、知识支持的功能，减少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心理磨合成本。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财政能力和控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出自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政府去控制和改变社会不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这种干预应该始终立足于补偿阶层差异，而不是彻底消除。因此，也有学者不断提醒，政府不可以干预微观领域中个人和组织的决策行为，不论制度和个人均没有存在论方面的优越性，他们彼此独立，并相互依存和协同演化。美国大学普遍将社会服务作为挑选学生的重要标准，就是将中产阶级及精英阶层对其子女的教育投人，转化为对社会服务的努力，转化为有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的教育行为选择。同试图完全消除教育中的社会阶层差异，建立一个完全无差别的教育社会，是社会非理性的表现。理性，是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经济和社会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时，出现的自信心的膨胀、利益冲突……问题。而理性的培养，虽然很艰难，但是，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和经济范式会对精神和价值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政策的分析和制定，要起到这样的启蒙作用。
其次，在政策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化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切实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分类别分析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阶层差异，可以发现和学校收费项目相关的政策至少包括两个层面:学校经常性支出财政预算标准管理和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而家庭对学校外个人和机构对学习用品和教育服务的购买，其政策寓意就更加复杂。它提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即有效管制市场，尽可能保证信息披露，减少教育服务信息嵌入对家庭教育行为的误导。脱离行政管理收费途径，进行市场管制，恰恰是各级政府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的方式。如果一直用治理学校乱收费的策略来对待教育收费问题，实际上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由此采用的对策也不会真正发挥作用。
同样，城乡融合过程中，也应该积极推动政府在规划城市时，将人力资源战略作为重要内容纳人其中。中央政府有必要利用知识和信息优势，开发适合城市比较的指标，帮助城市认识自己的产业优势和约束，让劳动力在流动时也能够根据城市宏观规划，确定自己的发展定位和选择。实际上，为劳动力流动提供充足的决策信息，是政府为劳动力市场运行提供的公共服务。阳如果借助结构化的指标，能够让地方城市、流动的劳动力和中央政府在城市规划问题上共享信息和知识，那便为实现农民工提供子女教育便利、城市产业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效率提高等三重目标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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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宝宝妈妈依依儿分享 时间：07.25